多元上海•中国式管理•城市化•职业院长的困惑
访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石良平
「内容摘要」 做了这么多年的院长，我深有体会。在现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一旦投入，我有时也感到很无奈，很多事情做不下去。
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教育界或者是高校的发言权是很少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哪里？以及高校在改变这种状况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高校教育的作用是什么？
提出“职业化院长”的老师都是马上就面临退休的院长，已经功成名就了，而年轻的商学院院长是不可能提出的。
金融贸易中心的理工类商学院
价值中国：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定位是什么？这种定位是否依托了周边一种怎样的环境和背景优势？
石良平：各个商学院都和本校的背景有一些关系。我们学校以前是华东化工学院，以前毕业
的很多校友大多在华工体系；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生物化工、生物科学在我们学校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依托这样一个背景做商学院的定位——流程工业。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科学院的一些专家接受了。它主要是指连续操作的制造业。我们据此开设了流程工业管理学的课程，这在全国是首创的。
按理说，上海也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但我们考虑到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世界加工厂，制造工业还处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心，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定位。
此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就是环保专业，它在技术方面也是全国领先的。于是，我们学校还开设了循环经济课程与他们配套。因为这里面也会有许多管理前沿的东西。
总的来说，我们学校主要有三块与我们商学院联系紧密，即能源、生物科学、环保。
价值中国：大学可以带动多种新型的合作，有时要跨越大学、学术领域、研究机构甚至是国家之间的界限。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在选择合作项目时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创新？
石良平：关于交流项目，现在比较麻烦。其实我们还无法更多地选择国外的学校，而是他们来选择我们。
现在，欧洲的一些商学院，非常希望和中国的商学院合作。他们的目标是想和中国建立一种商务上的人才培养机制。我估计他们是看到美国的教学体系在中国备受推崇，所以也想到中国来竞争。
最近我们就和他们从科研开始，一起制作中、欧可以共同学习的教材，建立这样的教学体系，共同发展交流，互相培养MBA，并互免学费。然后再共同组织教学合作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过程比之前我们一直单纯地接受美国的教育思想要好，因为现在我们双方是交流式的。现在这样根据双方需要互相委派的方式可能也是今后的一种趋势。
多元上海的中国式管理特色
价值中国：在与国外商学院的交流合作中，是否有什么新的问题和发现？
石良平：在我们与国外进行项目合作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外教来上课，他的内容不切入。中国有一点管理经验的学生都认为他们讲的东西在中国没用。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种反思。于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给外交配助教。这个助教不是一般的帮外交批作业，而是派副教授以上的老师与外教合作教学，然后助教根据授课情况反映学生的想法，并一起讨论怎样把国外的案例与中国进行差异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外教能够迅速了解到中国来应该怎样讲课，也让学生能够迅速吸收国外的优良理念和方法。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通过与外教的接触，在进入外企之后，能够迅速了解国外的文化观、价值观和企业理念，快速融入工作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也促使我们更加改善了我们的教学体系和案例。
价值中国：这个差别具体体现在哪里？
石良平：首先，是外部环境不一样。例如，在中国经商，目前政府的调控力度比较强。那么，对政府政策的了解程度就很重要。但是老外认为这个影响并不大；另外，就是在价值观上是有差别的，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也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国外企业更注重进攻，而中国的企业更注重合作；此外，就是人际关系、关系营销等，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老外也逐渐接受中国的观点了。在国外也慢慢有了关系营销这一门课。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做商业，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关系在整个产业链和商务交往当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在中国正常的人际是有利于企业进步的。
中外在MBA教学中体现出的差异是很多的。他们也慢慢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也邀请了许多跨国公司的老总来开讲座。请他们来谈他们怎样慢慢熟悉中国并逐渐转变和适应过来的。
价值中国：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中外差异上就能有这么明显的差异。那您是否认为真的存在中国式管理？若存在，它的特殊性到底有多大？
石良平：上海的国际化程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海派文化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对国际化的感受实际上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深。因为现在上海已经慢慢融入到整个全国。现在本土上海人已经不多了，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包括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之间也会争论。现在我们的学生、老师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从国外学习回来的老师以及外教。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我认为对学生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大家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就是确实存在一种中国式管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没办法用其他方法取代。这一点是老外都认可的。
这里面有一点比较微妙。虽然中国的法制确实需要逐渐健全，交往关系要相对透明，这些方面是在渐渐国际化的。但是像关系学，亲戚朋友、同学师生文化还是很中国化的。比如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和人认识和不认识两种情况下，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必须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有充分的了解，在教学中就必须包含这样的案例。这也是上海的多元文化的特色。
商学院和城市化
价值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得力于它的城市经济突飞猛进，一座座城市就是一条条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金的集聚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中国经济腾飞，也主要是城市集聚经济的持续高涨。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教育界或者是高校的发言权是很少的。你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哪里？以及高校在改变这种状况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高校教育的作用是什么？
石良平：我认为这个太重要了。虽然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国民受教育程度还是很低，所以有些问题还是无法沟通的。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教育应该是未来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如果它跟不上经济发展，势必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什么日本、欧洲等一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很少，但是在竞争力上却排位在世界的前列？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力资源比较厉害，也就是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就会不一样。其实，城市化就伴随着教育的发展。
另外，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最低的。现在，高考还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评估中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学校，这样就把学校各自的特色弄没了。此外，高校也没有自主权和国际合作权。纯粹计划经济的做法在高校是很普遍，也非常令人吃惊。为什么和其他产业比，教育还是这样一种落后的状况呢？其实，像金融放开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教育放开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教育资源其实非常缺乏。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到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时代了，这也是很多高校一直在呼吁的问题。
再次，还有一个收费问题。对于高等教育，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收费太高。其实在国外，收费有几种模式。像美国，好的学校的收费都非常贵。但是他们的奖学金的机制也非常的完善。好的学生不会因为没钱而读不起书；而在欧洲，却是另一种方式。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而我们现在既不是第一种模式，也不是第二种模式。似乎是市场化，但是市场化不足。这样一个怪胎，迫使很多学校不得不打擦边球。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利于高校的发展的。
价值中国：学校的完全市场化，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无限扩张？
石良平：我认为无限扩张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多招生对学校是不利的。因为这个质量没办法控制。从本质上来讲，一个学校的品牌比收入更重要。高校是有这种自律性的。
另外，我们现在的师资是短缺的。很多老师都流入薪水更高的产业中了，例如金融、公务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老师念到博士、博士后，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而现在这个成本投入根本拿不回来，怎么可能安心在学校工作呢？学校没有经费就不可能留住高质量的人才。这就是一对矛盾。如果政府不能在教育经费中进行补助，学校只能市场化。但是市场化就会出现例如产业化等问题，例如教学质量是不是和教学质量相符合？
其实，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都是可以借鉴的。关键是这个度要把握好，还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机制。在市场上，大家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价值尺度。
但是，我也不赞成把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因为这确实会把高校引入另外一个系统中去。
当然我们还存在一个教育管制的问题。我们高校从科研方面的收入也是蛮多的。但真正用到教育的还不是很多。
价值中国：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集中了中国很多优秀的高校和商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吸引学生把沉甸甸的学费交到这里?
石良平：对高校的MBA、EMBA教育，我认为它像卖商品一样，付出一定的费用，就应该拿到同质的商品。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和师资力量，不能提供满足学生相应需求的学费，就不能收这么高的学费。在对收费的标准和对教师的培养上，现在我们学校会更关注后者。因为这才是长远的东西。其实现在各个高校都在这上面作了很多的工作。
从总体上看，各个高校其实都是很注重自己的品牌的，会为学生提供一种保质保量的教育服务。像我们学校，名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因为这些学生很大程度上就是慕这些名师而来，否则就会名不副实。另外，我们也会请国外的名教授来上课，几乎每周我们都会开各种各样的讲座，希望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学到最新、最前沿的知识。
三栖作战成不了职业院长
价值中国：师资强大是许多商学院的重要目标。但是，衡量一个院长的成功和衡量一个教授的成功，是不一样的。一个教授的成功，就是自己个人的成功，而院长的成功是所有人的成功。您以什么标准去评价和衡量商学院院长？您觉得职业化的商学院院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石良平：对于“职业院长”这个概念，我是很赞同的。作为一个院长，就必须把学院的品牌和价值提升。当然，这个价值提升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优秀人才的集聚、科研成果的前沿性，跟学生的沟通、学生所学知识与今后实践的转化能力，以及与国外的合作、专业的发展、课程体系的建设等，这些都需要院长花很大精力去做。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现在的高校管理体制是不支持“职业院长”这个说法的。比如我的工资标准、津贴、名誉的都是按照教授标准的。这样考核就逼着我不能做职业院长。否则，我在学校的地位，包括我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当所有院长掌握一定权力再干自己的专业的话，这个院长包括学院就都会走偏。对他个人来说，做职业院长完全是业余的。你可以发现，提出“职业化院长”的老师都是马上就面临退休的院长，已经功成名就了，而年轻的商学院院长是不可能提出的。
可以说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就是一个榜样。于是，学院的院长、包括校长，工作重点并不在管理学校，而在于做院士。做了院士以后再回过头来做院长或校长。这样，大学校长包括各个学院的院长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两栖作战。包括很多院长还有很多社会职务，这样甚至形成三栖作战。比如我，每天白天做的都是行政事务，而所有得研究工作则只能放在晚上做，感觉非常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一般国外的商学院院长并不是一个科学家，而可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筹资能力，甚至是那些大公司的老板来管理学校，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很高。而那些副院长、副校长则可能是专家。因为他们不熟悉专业是不行的。因此，中国的这个体制，在大学里就有些走形。于是，自然会牵扯行政管理的能力，影响效率。所以，我同意“职业院长”，但我认为现在还做不到。
此外，我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味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这样，那些功成名就、有经验、也还有精力的院长都慢慢退下去。但在学校里，由于MBA、EMBA学员的特殊性，他们在年龄上可能都甚至会年长于院长。这样，年轻的院长很难让学生信赖、信服。同时，对于年轻的院长，还没有功成名就，必须把很多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上。这样，又能有多少精力放到管理上呢？第三，对于年轻的院长来说，还有许多自己的老师在这里，究竟要怎样去领导呢？所以，有时只能重新起用一批年轻人。这样，高校里的体制就会非常不顺。
其实，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在美国的商学院里，院长的平均年龄是62岁。我到欧洲，那些接待我们的院长业全是60多岁的。他们这个阶段里的人，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精力依然很好，社会地位、威望也很高，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当时，他们很奇怪，说中国的商学院院长怎么都如此年轻。我自己深知这种状况反映我们在某些领域一味强调年轻化，其实是有问题的，起码在商学院是这样，它会因为提拔了一个领导，而走了许多重要的人。
管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实际上主要是经验的积累。商学院院长至少要有经验。否则，既要管理学院，又要使学生信服是很难的。
做了这么多年的院长，我深有体会。在现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一旦投入，我有时也感到很无奈，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其实，一个商学院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院长的价值观和理念的体现。我相信那些跟我一样投入的商学院院长都会有这种类似想法和困惑。
「记者：沈凌莉」
2008-05-20
CHINAVALUE
人物介绍石良平，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等。
195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上海市统计局从事国民收入核算工作多年，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出版《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国经济波动与监测预警》、《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等学术著作4部，《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等教材3部，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